山东人民武装学院 武警最好的三所军校

作者:曹家林

为了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未来战争的需要,迫切需要加强军队各级参谋人员的素质建设。军委决定利用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场的丰富作战经验,创办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学校。学生从参战的志愿军中招收一批经过战争考验和锤炼的知识青年,进入新开的参谋学校,为部队培养各级参谋人员。

校址是朝鲜平安北道北部山区的比洞。地处鸭绿江上游,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与中国辽宁省宽甸隔河相望。这里曾是志愿军战俘营旧址。当年国内外媒体有大量报道,但人们可能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一所参谋学校。据了解,它也是我军在国外创办的唯一一所军校——一直鲜为人知。

山东人民武装学院 武警最好的三所军校

位于鸭绿江南岸的碧桐,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处旧址。

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成立于1951年2月。战俘遣返后,俘虏管理处于1953年9月撤销。1954年4月,西海岸司令部撤销后,其司令部和保安部队的部分干部和机构转移到鸭绿江边的碧桐,筹办志愿军参谋学校。利用原战俘营旧址,修建了部分教室和食堂,借用了朝鲜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部分房屋。校长是67军参谋长刘苏(他是第一个赴朝作战的66军参谋长),由南京军事学院科研室主任王明坤继任。政委戚将军、副校长邹新民、教授协会主任尚志功、教务长魏小青、培训办副主任孟。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后,朝鲜共有17个军和志愿军第33师,以及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工兵、铁道兵、后勤部队、后方警卫部队、志愿军总部、各兵团机关和直属队,共约120万人。

按照停战令,我所属的67军停止一切主动进攻敌人的军事行动。1953年7月30日起,从晋城进入长岛里、西普利、多纳里、银洞二线地区。

根据支四和郑智的指示,从1953年12月1日至1954年4月底,部队开始了以学习文化为重点的冬训。这时,我从67军200师炮兵团政治部调到野炮6营,改任文化教员。野炮营位于江原道西浦里北部下水洞的一个山沟里。冬训巩固刚结束,领导通知我复习文化课,推荐我参加最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学校入学考试。

我在战友孟玉泉的陪同下,炮兵团到位于西埔里的200师师部参加考试。记得当时一个大房子大概20个人,笔试是在师干部部的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叙述一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个人经历的故事”,有五道数学题。

志愿职工学校转学生试卷。

很快,领导通知我,我考上了志愿军职工学校。临行前,指导员张国志在连队主持了一个欢送会。在团里,政治部主任马尧代表组织与我进行了正式谈话,并郑重告诫和嘱咐我:“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入学后,我将学习参谋业务,转做军事工作,但要注意防止纯军事观点。”4月的一天,我和孟玉泉离开200师炮兵团,去西埔里总部报到。第二天,等待入场的同志们到齐后,从总部坐车到67军军部的隐蔽洞集中。

考上67军参谋学校的学生大约有60人,朝克图受军队干部部委派,带领大家到比通参谋学校报到。朝克图是他的蒙古名字。1952年,我在67军炮兵团政治部当文化教员时,团领导决定让我做无线电接收机。任务是把中国广播电台在朝鲜每天晚上10点录制的新闻抄下来,当晚发给领导参考。重要的新闻会被打印出来并通过特快专递发送给部队。我和战友邓其昌去67军留守处拿了一台便携式收音机。接待我们的是当时叫陈静雯的查克图。他是后方办公室的电影放映员。第一次见面,他热情地拉着我们,耐心地教我们如何使用这台收音机,它的大小与一台2瓦的广播电台非常相似。我们彼此印象深刻。这次我们一起去职工学校,算是一次重逢。

从67军军部的隐洞到碧通参谋学校,我们先被汽车带到高山上,然后乘“志愿军列车”转到朝鲜北部的朔州,再步行到鸭绿江上的水丰电站,登上电站大坝上游一侧的摩托艇。此时天色渐暗,向上游碧桐进发。4月的朝鲜,漆黑的夜晚气温还是很低的。我们都脱下了棉衣,穿上了夏装。坐在机帆船上很冷,所以我们不得不穿上雨衣御寒。宽窄的河上来往的船只很少。寂静的夜里,只有机帆船的发动机发出轧轧声,经过一夜的航行,在黎明时分到达碧桐。

67军兵部隐洞至志愿军参谋学校必通路线图

有人在碧桐河畔码头等着。下船后,我们登上巴士,离开碧桐,前往李大平,这是大约20公里的南方。这是职工学校六队的驻地。李大平村位于公路两侧。除居民住宅外,还有小卖部、委员会办公室、中小学等。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

碧桐、李大平和大禹洞附近的地图

李大平六队位置图

在车站通往训练场的小桥上(左起孟玉泉、曹佳霖、张志远)。

参谋学校第6队驻扎在朝鲜碧通郡李大平人民委员会。

第六队的大部分学生住在东边山坡上的营房里。建队之初,我的二队住在朝鲜人的房子里,后来搬到了李大平东边山坡上的营房里。二队四个班住在房子旁边。六队的食堂可以容纳100多人,有广播室。两位女播音员每天准时播报各种小号、新闻、通知。球队的医务室位于李大平公路东侧的路边,是每天去操场锻炼的唯一去处。

职工学校二区六队六班曾在李大平一位朝鲜族老乡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曹家林就在宿舍里)。

碧桐驶向大禹洞的一条简易公路,途经李大平村。

(曹家林在穿过村中心的路上)

志愿者职工学校李大平六队居民(郑德宏摄)

第六队集中在公路一侧山坡上的营房里。据说最初是为南朝鲜军队的俘虏建造的。

职工学校第六队李大平居民

李大平四中的朝鲜学生在孟国雄等人的伴奏下演唱了歌曲。

曹家林在李大平朝鲜学校的前面。

从1954年4月到1956年3月,我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两年学生生活。

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参加,组织成8个队,包括一个通信队,都是现任通信工作人员。67军的张志坚、夏安仁被分配到一队,留在了碧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54军的学生组成了第六队。

六队的刘(原五十四军)、指导员振环(原五十四军)、副队长(原书记、副参谋长),我被分到二队六班。第二区的组长是尹大全(67军),副区长王庆福(54军)。

1954年4月入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开学前的教育。大家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爬上李大平西山砍伐灌木,为过冬准备足够的燃料,然后按照统一要求静下心来写自传。对我来说,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认真思考,写自传。

后来根据战斗连任命了班长和副班长,配备了武器,每个班配备了一挺Jaegegalov轻机枪(志愿兵称之为“转盘机枪”)。每个学生都得到了一把M1944莫辛纳甘布什卡宾枪。

苏制贾加列夫轻机枪

苏制M1944莫辛纳甘布卡宾枪

中国人民志愿军职工学校6队6班照片摄于1954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职工学校6队6班照片摄于1956年。

从1954年4月入学到1956年从志愿军职工学校毕业,郑和在六班度过了两年。毕业后历任67军199师训练参谋、副科长,596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团长、团长,67军副参谋长、199师师长。1985年5月,他率部在老山作战,战场上他精心策划,周密部署。1986年4月,他被任命为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师师长郑(中)在崂山猫儿洞。士兵把家书拿给“师长万岁”看。

曹家林和199师师长郑在崂山主峰。

1982年8月,志愿军职工学校学生在济南短暂相聚(左起彭伟民、段德生、杨海同、朝克图、曹家林、余绍祖)。

在志愿军职工学校学习期间,曹家林(右)和同学们从李大平坐班车到碧桐学校,郑德宏在鸭绿江边为我们拍照。

常见规则:纪律、队列、内部规则

开学前的教育整改后,开始为期三个月的预备学习,主要内容为常用规则(队列、内务、纪律)。禁止随地大小便或整天坐在操场上。24小时,除了三餐和八小时睡眠,几乎全部用于学习和训练。腿肿痛晚上睡不好,只能坚持练习。每天都是早操,上课,自习还有没完没了的聚会,打扫卫生,站岗,整理屋子。三大技术(射、刺、炸)和军事体育仍然被列为考核项目,没有固定的训练时间,所以学生只能在课间和假期练习。

曹家林在雪前和志愿军职工学校六队食堂后面锻炼。

冬天雪后和同学在食堂前锻炼(左起曹家林、朝克图、郑德宏)

朝克图在校学习成绩优秀,毕业时少数情况下被授予中尉军衔。在校学习期间,我们都在二区队。我是6班的学生,他是5班的班长。他有相似的感情和兴趣。我们天天见面练器械体操,无论风吹雨打,酷暑严寒,都要完成单双杠的锻炼指标。毕业后担任作战部参谋。1958年,在全军当兵时,他被派到67军,200师,599团,6连,1排长。也许是巧合,我也被分到了连队的二排长。当时部队正在进行国防建设,六连正在执行王哥庄东台村南山183隧道的掘进任务。部队每天三班倒,打洞、装药、爆破、清理石头碎片。我在公司做过跟班,能熟练使用空气体压缩机钻孔。那时候我身体很好,可以用12斤重的锤子钻一个小时的孔。

雪后赤膊照里的郑德宏是韩国人。入学前是67军司令部侦察处的韩语翻译。1951年,在晋城前线激战中,为了获取敌情,他奉命与两名侦察兵潜伏在汉江与晋城川汇合处的防御阵地前沿,捕捉俘虏。他圆满完成抓舌任务,荣立三等功。他是学生中唯一一个有徕卡相机的人,我们在校期间的大部分生活照都是他拍的。他语言的优势方便了我们和韩国朋友的交流。几十年来,我和郑德宏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0年后,我们连续三次访问朝鲜,祭奠牺牲的烈士,探讨志愿军安葬的历史和现状。

2000年10月24日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平壤文化宫举行宴会,隆重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50周年。迟浩田,副和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金一哲亲切接见了正在朝鲜访问的老志愿军曹家林和郑德宏。

陈护着曹嘉林练单杠。

以下是学员们学会操作的武器。

苏制库尔尤诺夫重机枪

75毫米无后座力炮

1956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职工学校二区六队七班合影

中国人民志愿军职工学校,6队,2队,8班,1956。

1956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职工学校三队六队十二班合影。

预科学习开始后,我被任命为六队的读报员和班里的小老师。读报员的任务是每天午餐时为全队读报纸,内容由指导老师选定。小老师要利用业余时间提前由老师授课,正式授课时做示范,协助老师辅导。经过三个月的预备学习,我学会了一个士兵训练和生活的基本要求,增强了士兵服从命令的自觉性,加强了组织纪律性。锻炼和改造使他从“自由军人”逐渐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这条路及其两侧是我们练习和形成“三三”阵型的地方。

预科学习结束后,开始本科学习,课程安排比较紧,时间少,内容多。重点是参谋业务,战术从单兵到师,营师司令部工作,各军兵种知识,军事地形学,政治常识。但教学体系、方法、教材似乎都是照搬苏联和国内军校的模式,连作业本和图纸都是南京军校的,很少看到朝鲜战争的教训和例子。老师都是从国内军校调过来的,大部分都没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军,然后加入了军校。毕业后,他们留在学校教书。他们是没上过战场的纯“学生兵”。有些科目,老师照本宣科看教材,往往教材一节课看不完,就要求学生自己找时间看。这些现象背离了军委利用朝鲜战场和抗美援朝战争的丰富作战经验办学的意图。我们深感遗憾!

大部分学员没有从事过军事工作,也没有学习过军事理论。教科书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是抽象的理论和枯燥的军事术语。他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很新鲜,很好奇,觉得机会难得。他们上课很专心,记笔记很认真,训练很刻苦,不怕雪天冷,不怕烈日炎炎。

可以肯定的是,在职工学校的学习,打开了大家从事职工工作的大门,奠定了职工工作的业绩基础。以军事地形学为例,我学会了如何看地图,如何用地图确定方位,如何用地图与原地对比,如何用地图行进,如何用简单的方法绘制地图,如何根据作战要求在地图上标注,如何根据火炮的技术数据在地图上选择阵地,为以后的参谋工作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1955年7月,学校在研究师、团战术和总部工作的同时,根据全国、全军的统一部署和志愿军总部的指示,全面停课,开展了“肃反”运动。

全校召开动员大会后,学生分发的武器全部收缴,保安分队也荷枪实弹,山前布满岗哨。学生被禁止外出,切断了与外界的通信,气氛异常紧张。

学生六队12个班,三个区队。班长和副班长原来都是学生。运动开始后,大部分“靠边站”,由小组指定的学生担任学。在学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要求我们对他们的问题,包括个人经历和家庭社会关系,逐一坦白。个人谈完后,大家会帮忙提问题,找矛盾。

我们的学生大多数是解放前后参军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非工人和贫农家庭,有些人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职工学校被上级定为“肃反”运动的重点单位。作为一名普通学生,我经历了“肃反”的全过程。我对球队和学校的了解主要是从七班的学习带头人唐硕(原七班班长)那里了解的。

唐硕

唐硕从参谋学校毕业后回到54军,担任机枪连排长、团、营训练参谋。1959年赴平叛,1960年任130师作训科作训参谋,1962年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6年6月任团司令部作训长,1969年4月任师作训长,1973年任54军司令部作训部副主任, 1979年2月任54军训练总监,后于1983年任师参谋长。 54军作为“铁军”,应该是建国以来参战最多的。从1957年到1987年,唐硕亲自当了30年参谋,应该是参谋学校毕业生中时间最长,参加战争最多的一届。多年来,他以创新精神不断完成各种新课题、新任务,特别是在新时期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肯定和好评。直到1987年,唐硕被调离54军,担任广州体育学院院长。

1974年,唐硕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一起。

时任54军司令部训练处处长的(左1)于1979年2月参加司令员(左2)、蒋副参谋长(右1)研究对越反击作战部署。

“肃反”运动开始时,还下着小雨,是按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进行的。但随着事态的发展,一些阶层开始使用过激的言语甚至打骂来逼供。该队不仅拒绝对此进行纠正,还鼓励和赞扬这种做法,称“不能对反革命分子仁慈”。六队教导员Xi振环曾说:“没有点好肉,割掉疮是不可能的!”过了几天,指标提出来了,要求每个班出一两个“反革命”。

唐硕说,指导员Xi·振环参加7班的会议时,听了几个人的发言后,非常不满地说:“你们不能这样!会先停了,你去第一排看看。”

在一排小院子里,每个班都在进行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发现打骂和批评的现象。唐硕如实向指导员Xi·振环报告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很不满意,一拍桌子说:“不行!这样做能抓到一个“反革命”吗?我给你加强一个‘榴弹炮团’!”那说明火力不足,批评无力,要加强他们的批评力量。

教官还要求把8班拖到队食堂,7班一排加强,然后两个班的学生站成三圈:内圈搞推理斗争,第二圈动手,第三圈站在凳子上加油。队形摆好之后,让班里的关键人物清正廉洁。

文联明是高中毕业生。1949年毕业于江西宜春。入学前是54军135师侦察科的翻译。

文联明又像他在课堂上告诉他的那样说了一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对高中如何参加进步活动说得更具体了。大家对文联明说的话很不满意。有的说:“你家出身不好,你那么能言善辩,不可能是个上进的学生。”还有人说:“你们学校有‘三青团’的牌子。按照你的情况,你肯定是加入了!”

再三追问下,文联明干脆说没参加。这时,一班的一些同志打了起来。你推我拉我,有的甚至动了拳头。不到一个小时,文联明的书夹就碎了,衬衫也撕破了,胳膊上还有伤痕。

当时,唐硕觉得这样做有点不合适。组织上一直要求我们不能打人,不能骂人,连犯人都不能虐待,何况是自己人。在众人的非议下,文联明不得不编造了自己参加过反动学生组织和“三青团”的谎言。大家都信以为真,都想“乘胜追击”。

队里认为七班钓到了一条“大鱼”,于是从全队挑选了几个人组成专案组,处理清正廉洁的文笔问题,直到把他变成了军事间谍。

从那以后,七班把矛头对准了一个叫何的学生。他也是一名高中生。不管怎么批评他,他就是不吐不快。最后大家把他胳膊弄伤了,他被迫说自己是青年团的成员。

学校里开了一个典型的告白会,是三队12班的刘浪同学告白的。刘浪,重庆人,高中毕业就参军了,是典型的学校政治部副主任。

刘郎在大会上讲了两个小时,讲述了他如何在学校参加“三青团”,后来当了队长,党员,还参加了特务组织,迫害进步师生。参军后去了67军,给军长秋微当文化课老师,准备杀了邱军,我以后申请空军,准备开飞机去台省和日本。在学校学习后,我把我了解到的关于我军编制和装备的军事情报,什么萝卜白菜大葱土豆之类的作为代号给了美国在日本的情报机构。他流着泪表白,显得很真诚。

会后,组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一脸得意。他们对刘郎大加赞赏,逼迫他进一步举报他在地方和军队中的同伙。但没想到他把自己在班组会上说的话都彻底了,说是政治部主任逼他这么说的,是主任布置的任务,必须完成。他一,就引来更激烈的批评,最后被迫承认。

此时,整个团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一个连的学生被迫逃跑,在野外饿了几天,把一根木棍别在身上当手枪,还强迫朝鲜的老乡喂他,被朝鲜派出所送了回来。

二队5班6班7班8班的宿舍连在一起,最紧张的时候就开始在室外挑灯夜战。我看到八班石庆国被人用跪在石头上,一条腿站着,头上顶着水的方式逼着招供。

五班有个学生,以前是英语翻译。当他真的被打时,他躺在地上装死。大家都叫他“装死狗”,逼着他打。他跳起来喊道:“你们是法西斯,侵犯人权。我要在联合国你!”

第三排的学生吴红瑞也是一名英语翻译。在班里,他被“车轮战”骗了四天四夜,但还是什么都没说,不吃不喝,只是继续睡觉。有一天吃饭,班里派来几个骨干,把他拖到饭堂门口坐在凳子上,动员他吃饭。结果他睡着了,还打呼噜。正好教导员路过,看见听见了,马上骂陪同的骨干:“你们都是傻逼!他说‘嘿’,就是‘CC派’的意思。”吴红瑞因此被贴上了“CC”间谍的标签。

一队学生被迫跳入鸭绿江自杀。一名学生用剃刀切断动脉血管自杀。另一名学生,在专案组推推搡搡时,头撞在一块尖石上,当即死亡。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上下变得非常紧张。王明坤校长在大会上大喊:“我教你的东西,都送到省、日本、美国去了。这还不错!不把所有‘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我们决不复课!”

总政治部和志愿军总部也对参战学校逮捕的“反革命”人数感到震惊。他们派出安全部长和副部长视察学校,还从各军抽调精干干部到各队协助调查。

原二十四军副政委彭白山是“胡风集团”成员,我们学校第五支队就是二十四军成员组成的。学校领导认为这些学生深受彭白山思想影响,于是解散了队伍,学生被分配到其他队伍。学生们更害怕他们自己。个人心智薄弱,存在胡说八道的现象。

7班学生李在华当兵时才16岁。运动中没有打他,骂他,逼他,但他突然坦白自己是员。大家都很惊讶,不敢相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问他,但他仍然说是的。让他在会上坦白,他居然说:“我刚才跟组长说的都是假的。”每个人都很生气。有人批评他,有人骂他,有人给他几拳。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承认了。

我的第六班可能也有团队指定的关键人物,比如李寅初,潘清辉。他们还被强迫在课堂上招供,但没有体罚。“肃反”运动是相当温和的。毕业后,他们两人在五十四集团军司令部训练处担任参谋。

在三四个月的运动之后,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家里、报纸或广播的信,我也不再每天看报纸,导致学生们不耐烦。

第八队的学员都是现役通信参谋。他们已经不满了,对治安支队限制他们外出非常反感,于是和战士们吵了起来。治安支队称他们为“反革命分子”,并把他们绑了起来。学生不干了,整个团队一起闹事,造成了很大的震动,让学校很被动。最后学校领导出面,终于解决了。

参加学校的“反革命”运动也让当地的朝鲜政府人员和群众迷惑不解。郑德宏告诉我,一个朝鲜朋友曾经说过:“志愿军不打人,不骂人,但是对俘虏很好。他们今天怎么能打自己人?”

“肃反”运动进行了几个月,终于结案了。这个时候,所有坦白问题的人都翻案了。学校经过内部调查和外部调查,发现只有少数学生与一般反动党小组有问题,他们都向组织坦白了,没有隐瞒什么。“肃反”运动结束了,学生的问题基本查清了。1954年11月,学校宣布正式复课。

而那些在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到最后说没问题就不干了。他们说:“我以饱满的热情参加革命,在朝鲜浴血奋战数年,最后被打成‘反革命’。我受到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残酷折磨,要求组织道歉!”经过学校和团队的反复工作,学生情绪稳定下来,重新投入学习。

“肃反”运动对学生的学习情绪影响很大,也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我一生的警告是永远说实话,诚实!学生们最终想要夜以继日地复习功课,以便取得好成绩。毕业后,这些学员没有辜负军委领导和志愿军的期望,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新一代参谋的作用。

复课后进行了多次现场演练,其中一次是去鸭绿江边约100公里外的朔州,进行一次步兵团进攻作战指挥部演练,参演人员分别担任团、营级指挥员和参谋。最后是总复习和国考。总评其实是一种背书。记住要背的A4大小的书,如果一起堆在地上,可以到膝盖的高度。很多内容不需要你去了解,比如火炮武器的技术数据,总部的工作规定,攻防战术等。,靠死记硬背。幸运的是,我们都年轻,聪明,记忆力强。我们背了几十本教材,考试成绩都很优秀,除了几个毕业的同学。

国考的形式也是照搬苏联军队和军校的模式。我们称之为“三级联考”,身处其中的同学都会感到紧张。主考坐在一张的桌子上,陪同主考坐在主考的两侧。学生进入考场面对考官,要按照统一的报告:学生来考试,可以抽考卡吗?考官回复:好的,同学们马上抽考卡。学生看完可以回复:可以回答。考官回答后根据提取的考试卡回答考试内容。

1956年3月4日,在碧桐学校所在地举行全校毕业典礼,并举行阅兵式和游行。3月5日,在学校部举行了授予学生称号的仪式(1956年2月28日发布了授予令)。

1956年3月4日,志愿军参谋学校毕业典礼台。

1956年2月2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学校第六支队合影。

1956年3月毕业于朝鲜比通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学校,回国。

3月7日凌晨1时30分,仍由朝克图率领的67军毕业生从6队驻地李大平乘车,经比通离开朝鲜回国。当晚,我通过鸭绿江大桥回到祖国丹东,换乘火车,于3月8日抵达天津火车站。所有工作人员在车站候车大厅呆了一天一夜。

3月9日,到达所在地济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接见全体学员并讲话。他要求大家保持和发扬志愿军的光荣传统,注意团结,把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

大部分毕业生回到了67军,被分配到各级参谋工作,只有一个留在了军区的陆军部和训练部。我和张志坚被调到67军司令部训练处当参谋。

67军司令部作训处部分同志合影(左起:崔、张志坚、、曹家林)

张志坚从志愿军参谋学校毕业后,历任67军201师参谋,67军训练中心参谋,训练中心副主任、主任,67军200副军长,67军副参谋长,200师军长,67军军长。1985年3月,他奉军委命令,率部开赴老山前线,担负起老山地区保卫越南的任务。1986年4月,从老山归来,历任副司令员、副司令员、北京警备区司令员、政委。1998年7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67军军长张志坚出席誓师大会,为老山前线将士送行。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学校的学生聚集在老山进攻誓师大会上。

(左起,67军曹家林、张志坚军长、199师郑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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