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时事头条说#

7月8日，在主题为“新变化、新财富、新动能”的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芳表示，中国面临经济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要有新手段、新目标，刺激目标要从投资转向消费，这样可以更直接地对应实体经济的阻滞和短板，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他还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立竿见影，用真金白银刺激消费。

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实际的政策建议。可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芳先生对中国经济以及当前各地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和手段有着透彻的了解。蔡芳先生不否认投资在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但他也看到了投资刺激的局限性以及继续采取投资政策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事实是，作为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被广泛使用和反复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投资政策被运用到了极致，也运用到了几乎没有空的地步。从前几年的城建、房地产投资，到这几年的基建、重大项目投资，几乎都用遍了。但是，除了产生一种短期的刺激效果，更多的效果是转瞬即逝的。反而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如政府负债、开发企业负债、国有企业负债、经营亏损、设施维护投资等。相当一部分负债是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在保持经济增长没有明显下滑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反，在政府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冲击下，更需要的生产性投资和民间投资越来越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小，甚至民间投资持续低迷。

换句话说，过分强调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仅降低了投资的整体影响力，也扭曲了投资结构。生产性投资和民间投资被严重边缘化，非生产性投资和国有投资的相对比重越来越高，生产性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相对比重越来越低。这种结果和格局显然不是投资应该拉动经济增长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投资的过度扩张和高频率对消费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真正体现，最终导致生产和消费脱节，需求不足对生产的制约影响越来越大。

也正因为如此，蔡芳先生提出的“刺激对象要从投资转向消费”是非常正确的，找到了稳增长的痛点和稳增长低效措施的堵点。投资不能再满足于“大投资”的概念，而应该弱化对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投资，转向生产性投资，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潜力。在此基础上，激发消费市场的积极性，挖掘消费市场的潜力，给民间投资留下更大的空间。其中，民间投资也要引导其向制造业领域转型，尽量减少民间资本对房地产领域的投资。

鼓励生产性投资，从到地方都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生产性投资项目贷款贴息政策、项目建成后税收优惠政策、技术改造项目补贴政策、创新项目资金奖励政策等。政府原计划用于非生产性项目的资金，应该用于鼓励企业投资生产性项目，不分所有制，应该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也是向民间投资倾斜，向中小企业倾斜。

对于已经立项但尚未形成正式投资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先行投资项目，也将暂时停止，用这些资金鼓励居民消费，拉长城市短板。比如准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机场建设项目，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先放一放。否则，投入巨资建成的项目，有的会产生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有的会留下包袱。如果能多用来刺激居民消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蔡芳先生建议改革户籍制度，以激活1.8亿农民工的消费，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困难在于，目前的城市公共设施，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还不够完善，无法满足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需求。如果把建机场、城际轨道交通的钱用来补充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特别是养老方面，可以多建一些养老机构，让老人买得起，让老人养老无后顾之忧。也许，他们会花掉他们的钱，大多数农民工会在城市定居。否则很难激活农民工在城市消费的蛋糕。